康熙的疾病
奎宁邮票
康熙的疾病
拯救皇帝的西药
1693年，39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、平三藩、逐沙俄，文治武功达到巅峰，本该是意气风发、志得意满之时，却被一场疾病打倒了。他感染的是疟疾，这在当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不治之症。
帝王之威，可以伏尸百万、血流千里，在面对这场疾病时却几乎只能坐以待毙。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，在试过各种方子和巫术后，皇帝失去耐心，召来白晋和洪若翰两位神父，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。
御医们立即跳出来反对：西药能吃么？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？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，中国古代最大的药物试验开始了，在治好了一堆作为小白鼠的太监之后，皇帝喝下新药，高烧退了，命保住了。
康熙龙颜大悦，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“救世堂”，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。
传教士白晋撰写的《康熙帝传》
这场难倒中国的疾病，其实牵扯到一个世界性的千古之谜：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？比尔·盖茨在推特上做出了回答，老虎、狮子、鲨鱼这些危险动物每年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几十上百人，而人类的自相残杀则要导致每年47.5万的同类身亡，比猛兽凶残成千上万倍。
但是，即便是最残暴的刽子手也无法与第一名相提并论——屠杀人类最多的凶手，是毫不起眼的蚊子——它们每年平均导致72.5万人丧生。
蚊子对人类造成的杀伤，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存在。它们对人类文明的破坏，超过一切恐怖电影。蚊子叮咬不仅是起包那么简单，还会传播疟原虫等病原体。疟疾病人发起病来，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，满头大汗全身发抖，民间俗称“打摆子”。
雄霸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、横扫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、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……这些英雄好汉，都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倒下了。
公元5世纪的“罗马热症”
热带的蚊子非常恐怖，古印度人将蚊子称为“疾病之王”。蚊子时常像蝗虫般横扫一切，但它们消灭的往往是一个地区、甚至整个国家的无数生命。
公元5世纪，死神在古罗马帝国大肆收割，当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以上，遍地都是“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”（就连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，也得疟疾死了）。
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李玉尚说：“传染病足以亡国，罗马亡于疟疾。”季羡林先生曾记载过发生在云南思茅的两次恶性疟疾，当地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患病死亡，县老爷的衙门里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。
拯救人类的竞赛
古人不懂疟疾的病因，称为“瘴气”，岭南西南常被称为“瘴疠之地”，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常有“士卒多疫死”、“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”的记载，地方官但凡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遗书。
在古人的想象中，这些荒蛮之地阳气过重，炎热又潮湿，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、草木、虫蛇和疠鬼，毒气到处弥漫，接触和呼吸即致病死亡，流传下来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传说。
疟疾带来的灾难如此恐怖，研究和对抗疟疾，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，体现着人类探寻和普及真理的过程。这场东西方竞赛中，西方起点很晚，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，从而弯道超车。
1638年，西班牙传教士鲁柏来到印第安人部落，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，这个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，并且得到试验，秘鲁总督的夫人辛可娜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。
特效药迅速推广，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。1820年，法国科学家从中提取出有效抗疟成分，命名为奎宁。之后的100多年内，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。
事实上，早在一千年前，东晋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就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，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，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。
到上世纪70年代，国内有2400万人患疟疾，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，终于注意到了“青蒿方”，并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/医学奖，成为中国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。
屠呦呦博士
诞生了青蒿方的国度，却无人知道如何治疗皇帝的疾病，最终靠的是西来的传教士，为什么这些天才的发现没有在中国流传下来？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概道出了问题的答案：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圣药，却无意推广它，而是秘藏于皇宫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疟疾，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赶去送药，却依然迟了一步，曹寅已经病逝。
此时已是1712年，康熙病愈近二十年，曹寅是皇帝的亲信和密探，监管两淮盐务和江宁织造的肥缺，权势熏天，富可敌国，《红楼梦》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华生活，连他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药，更别说普通百姓了。
回望历史，被皇权专制耽误的何止一剂金鸡纳霜！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后的100多年内，西方传教士带来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历法、医学、枪炮、蒸汽机等无所不包，却如石子投入一滩死水，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。
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著名的“李约瑟难题”——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无法在近代的中国发生？
袁伟时先生在《迟到的文明》一书中回到了这个问题：
1. 重农抑商，社会上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。贸易被限制，创办新式企业屡屡需要朝廷层层审批，很多的技术创新丧失了市场应用的良机。不仅青蒿方，还有四大发明，命运也都大同小异。
2.古代中国，思想文化领域尊圣宗经，沉溺于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藩篱。不讲形式逻辑，科学合理性难以发展。
于是，在十七世纪，中国的科技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潮流已难以改变，纵然不乏伟大的人物和发现，西方也以开放的态度对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知识传入，也无力冲破重压在东方大地的制度阴霾。
“李约瑟难题”的真相
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需要什么？哥白尼的日心说惊世骇俗、举世皆敌，最终冲破统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体系；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，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，都迅速为英国企业家采用，配置在工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这里的密码是什么？中国究竟缺少了什么？
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，其过程一是研究，二是推广。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，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得到尊重，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异见者可以容身，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。
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，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，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葛洪们的方子就不会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，而是会在学者们广泛讨论和研究中得到验证，将其余六百张无效药方淘汰，从而选出青蒿方作为学术成果而肯定，为众人所知。
《神童诗》：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
反观科举制度约束下的中国，最优秀的大脑想的是“读圣贤书、走科举路”，为王朝的千秋万代服务。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学问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，异议难以容身，独立思考不见踪影，科学和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，不仅遭人鄙薄，更有“离经叛道”的风险。
而在地球另一端，自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出版以来，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，市场可以发现需求，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受疟疾之苦的人类成千上万，巨大的赚钱机会让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阁，葛洪的门槛会被企业家踏破，争相购买专利而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
病人们有福了，他们能吃到廉价的特效药物，这在大清国是皇家特供；企业家和员工有福了，他们风风火火赚钱和领工资；葛洪们也有福了，赚钱的机会激励他们继续研究新的产品，让造福于人类的成果源源不绝。同样的产品，不同的命运，历史最终把机会给了金鸡纳霜和奎宁，而非千年前就被发现的青蒿方。
这一切，需要新的观念和包容开放的制度。古代中国不缺葛洪和青蒿方，而是康熙太多，“禁传其学术”太多，“文字狱”太多，“重农抑商”太多。真理被埋没，学者被压制，商人被掠夺，知识的巴比塔从何建成？
仅仅有伟大人物不够，还要尊重和激励他们的成果，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，鼓励他们自由研究、辩论和批判，他们才能拿出伟大的发现。
仅仅有伟大的发现不够，还要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，让谬误能迅速被排除，真理不至于被掩盖，发明家才能知道哪些发现是对的，将其转化为伟大的发明。
仅仅有伟大的发明不够，还要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市场，让企业家将其变成产品推广，从而造福亿万人类，不至于沦为奇技淫巧、祖传秘方或被特定人群所垄断。
伟大的人物、伟大的发现、伟大的发明，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制度。在人类与蚊子的战争中，这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。
那么，什么才是伟大的制度？王建勋老师在《驯化利维坦》一书序言中强调：制度其实不必伟大，制度只要合乎人性就可以。人性是既有良善一面，又有贪婪、自私、恐惧等“恶”的一面。合乎人性的制度，能够约束人性之“恶”，发扬人性光辉与良善。
最后再次为大家推荐这本绝版的，这本书通俗易懂，又不失深刻，为中国读者讲清楚好制度的一般特征——符合人性，“既防止出现暴君，又防止民粹横行”，从而让所有聪明的大脑都用来发明创造，造福人类。这是一本适合所有关心历史政治，热爱自由的人阅读的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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